能源“大动脉”贯通神州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4页。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立法的程序民主决定立法内容的科学。4、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启动程序。

其次，意志背后更多的是利益，人们的利益追求、价值观、风俗习惯乃至宗教观念，都对立法有重大影响甚至起支配作用。加强立法逻辑建设需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注意立法逻辑与立法语言的关系。这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有不少经验，但各地方的立法做法不一。五是，对于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自由，下位法在具体化时是予以充分保障，还是克减限制。张德江委员长在去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任务时，强调：坚持把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立法在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是，这个法律体系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具体应当包括哪些内容，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按照他的这个阐述，科学立法的终极目标就是，立法者制定的法，要充分尊重和准确反映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与民主、宪政、人权等概念相比，法治更容易在不同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达成共识。

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费孝通所说的多元一体的大民族。衡量执政党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包括历史、政治、道德和法律等多个方面。一部理想的宪法既是人民权力的有效载体，也需要成为实现人民权力的基本规范。修齐治平的路线不仅成为达致人生目标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私人领域、国家领域和天下领域的三维空间，在这个三维空间中，私人领域（己、家庭或延展而来的非政府组织等）和国家领域（国家、政府或行使公权力的一切政治组织）都是可以合理存在并受各自规范指导的相对独立领域。

任意地制造敌人——其标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本已脆弱的公民共同体不断处于分裂状态，被宣布为敌人或准敌人的人同时被剥夺了以公民身份效忠国家的资格。第二，对中国共同体的支配性解释主要表现在文化解释和政治解释，前者更多地强调了伦理成员的身份（如中华民族大家庭），后者的重点在于人民的概念（如劳动人民、群众、工农兵等）。

[13]在现代性背景下，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对国家、政府和社会进行一体化法治建设问题，而是如何在消极国家与全职全能国家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在保持社会领域自治性的同时发挥国家和政府对社会或私人关系的保障和调解功能。作为曾经被轻视的学科——法学，在改革开放三十五年间逐渐提升了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开始摆脱幼稚说形象，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学家的深度关注和积极参与，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论学遗漏法学的学术传统。就国际法而言，构成国际法渊源的元素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国际社会对包括国际人权宪章在内的国际公约或宣言的性质从未有过统一的认识。[2]吴敬琏呼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游戏规则之上的法治经济。

简短的自然法历史表明，17、18世纪，以格劳修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者以自然权利和理性为核心概念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根据，在解构宗教权威树立法律权威、解构封建特权树立人权等方面打造了现代化的理想秩序。[8]由于法律在原理上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国家权力（包括更为一般的政府权力）和执政权力是人民权力的构成性要素，无论国家权力还是执政权力都是落实人民权力的保障机制。[25]关于代表制民主和代理制民主的异同及其民主旨趣，参见贺海仁：《双重代议民主制》，载贺海仁：《法人民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最好的时代恐怕是有法有天的时代，有法无天或无法有天次之，无法无天则末之。

[23]公民共同体建构了新的公共领域，重塑了国家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导致了社会成员身份从归属标准为基础向以成就标准为基础的转型以及从特殊价值向普遍价值的转型。一个全职全能的国家和政府只能遮蔽而不能完全替代社会的功能，社会观念和社会法则的变化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在联合国发挥成员国及其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不仅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社会提供正义的力量。这种理解虽然值得称道，但还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规范解释。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身份和同志身份都属于自己人范畴，同时也将一部分社会成员以某种社会学因素的标准（如语言、文化、信仰、出生等）视为外人，形成了我者与他者为标志的内外分际格局。法律人虽然仍然还兼有其他的角色身份，但法律角色却是所有角色的共同角色，他们共同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23]亚里士多德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虽属相异，但好公民必须修习这两方面的才识，他应当懂得作为统治者，怎样治理自由的人们，而作为自由人之一又须知道怎样接受他人的统治——这就是一个好公民的品德。进入专题： 法治 法律共同体 公民忠诚 集权 治理能力 。依据天下的理念，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概念：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12]参见[德]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5页。

[21]在民国阶段，民族国家的形式结构虽然建成了，但国家的实质结构仍缺乏让国民广泛认同的公共特质。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

文化中国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它上呈尧舜之治的典范，下接21世纪之初走在现代化路上的当代中国，着眼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立足于白鲁恂所说的文明国家立场。国家一统局面不必使所有非国家权力都演化为国家权力，也不必使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手中。

在法治的意义上，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和制约如果单纯地从规则主义出发，就有可能忽视法律自身的品质，使法律成为非法之法——不论这里的法律是制定法、成文宪法或国际法。从文化解释的视角看，作为共同体的中国包括了海内外的一切华人，华人身份决定了中华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

如果说民族国家解释同时在发挥作用，其侧重点在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性以及保障主权的完整性。好政府的标准不是政府拥有更少的权力或无权，而是政府无论权力大小都需要受到应有的规范制约，小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将同样导致与专制一样的后果。[37]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只有在国家领域内，法律才是凌驾于一切党派、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最高权威，因此，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理解中国，中国作为国家共同体就是法律之下的中国国家共同体。与此相反，公民身份则表达了一种形式上平等，扬弃了自己人和外人的界分，从而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张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公民观念越强，国家观念就越强，公民共同体越强大，国家就越强大。

[32]顾炎武：《封建论》，载《亭林文集》卷一。不过，在具有自然法传统的西方社会，自然法享有高级法的地位，一切与高级法相抵触的实证法都是无效的。

国家秩序是法律秩序，国家法律秩序既与伦理秩序、道德秩序、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等非法律秩序相关联，但也成为证成伦理秩序、道德秩序、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力量。国家的视角只限于国家领域，在国家领域之外发挥作用的还有非国家的公共领域和非公共的私人领域，只有承认和尊重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方案，才能保持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强大的集体能力，避免斯科特所担心的在单一的国家视角下反复出现的乌托邦工程灾难。

法律下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需要处理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宪法建制与公民忠诚、全球规则与中国国家行为等关系，破解国家权力高度统一与集体能力低下的历史悖论，创造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的总体性方案。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法治中国是法律下的中国，它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场景，呈现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法治观的精神面貌，为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讨论法律下中国的基本含义及其价值预设。政府是有效率的有限政府。

宪法性建制主要是指通过成文宪法或不成文宪法完成人民权力向国家权力的规范转化，进而完成从抽象权力向具体权力的转化。当顾炎武要求匹夫应承担起拯救天下的使命时，就赋予天下之法对所有人的责任，更不用说对立法者和官员了。

从法律的规范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共同体，显示出其与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等视角在方法论、内容上和目标上的差异。以世界人权为导向的国际政治法律规则、以WTO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和以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为内容的国际道德规则等组成了世界意义上的全球规则，这些规则是我国国家行为的基本依据。

华人身份的支配因素是具有血缘或拟制的血缘关系的同胞概念（两岸统一的合法性根据之一是血浓于水的伦理范畴）。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保家卫国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保家的层面上，相对于家、家族或乡里等家的概念，国家对广大民众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甚至异己的事物。